李卫东坐下，翻开日誌，手指顺著频率那一列往下滑。
数据记得很密，每个时间点对应的频率、信號强度、持续时间都有標註，空白处还画了简易的方向图，笔跡有深有浅，显然是好几个人轮班记的。
“看来科里很看重这个可疑信號，想要做点动作。”他心想。
“这两天你先看资料、熟悉下科里的设备和情况，后天再开始跟班作业。”
没有什么欢迎仪式，也没有挨个介绍科里同事。科长亲自给他讲解设备和值班流程，已经说明了师里对他的重视。
李卫东直接坐下，开始翻看手里的资料。
不知为何，日誌上的记录总给他一种感觉——这个信號不太对的感觉。
现在没有证据，科里所有人摩拳擦掌想顺著这条线，抓条大鱼、立个大功。
可李卫东越听越不对劲儿。这个信號太规矩了，发报时间短、规律若隱若现、时有时无……
一切特徵都很完美，实在是过於完美！
如果让他当敌特分子秘密发报，绝不会出现如此清晰、完整的特徵。就好像，这是对方故意露出来的，带著一股“生怕你找不到我”的刻意。
即便克格勃、格鲁乌的外勤再不专业，也不应该犯这种正確的错误。
只是自己初来乍到，不適合给科里直接泼冷水，只好耐著性子做记录。
在外人眼里，李卫东的日常工作十分枯燥且无聊。每天都是值班听异常、写记录，看资料。
在没有电脑、没有频谱仪的情况下，一切都要靠耳朵听、靠脑子算。
耳机往脑袋上一扣，就是好几个小时。底噪沙沙的灌进耳膜，有时候耳垂能磨出硬块。有时要去维护、检修设备，根本閒不下来。
去食堂的时候，李卫东偶尔能碰到郝冬梅。她总是有意躲开，悄悄侧过脸，生怕自己的身份问题给他带去不好的影响。
李卫东嘆了口气，也不主动上前。只是在打完饭经过她桌子时脚步放慢一拍，算打了个无声的招呼。有时候还得通过周蓉，给她解数学题。
一周后的某个深夜，轮到李卫东值夜班。耳机里的底噪像永不停歇的潮水，他在日誌上机械地记录著频率和时间。
“对这个信號有什么想法？”胡科长推门进来，手里端著搪瓷缸，热气在檯灯的昏光里裊裊升起。
大晚上过来，肯定不是閒聊，他还是想听听李卫东的真实看法。
“很奇怪。”李卫东摘下耳机，把值班记录递过去。
纸页上密密麻麻记满了频率、时间和信號强度，其中几个异常点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。
统计页上有他手绘的简易时间分布图，每个异常点都標了精確到秒的时间戳。
“发报时间极短，每次不超过四十秒，出现时间也不稳定。”他指著旁边那行小子，“我统计过，多集中在凌晨三四点和黄昏六七点。”
“这两个时间段大气噪声最小、短波信號传播条件最好，是进行远距离通信的最佳窗口。选这个窗口发报，说明对方很专业。只是……”
胡科长的目光从记录上抬起来，问：“只是什么？”
“我听了一周，也翻了之前的记录，越看越不对劲。”李卫东顿了顿，把憋了一周的话说了出来，“潜伏特徵太明显了，明显到有些刻意。”
“刻意？”胡科长感到有些意外，眉头微微皱起。
李卫东来之前，科里討论了好几轮，大家都等著把这个敌台揪出来立个大功。
可他却说对方是故意暴露的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未免让人觉得他有点长別人志气。
不过想起师首长的交代，胡科长坐了下来：“你详细说说。”
李卫东点点头，儘量把话说的委婉点：“仅从信號特徵分析，它完全符合潜伏电台的所有判断標准。发报时长固定、频率跳变有规律、避开常规通信尖峰时段。但问题就在这儿，它太专业、太標准了。”
“真正的潜伏电台，会把信號偽装成民用频道的普通通信，甚至偽装成气象通报，让人分不清是民用台还是敌台。”
“这个信號倒好，清清白白避开了所有的常规频段。”
他翻开旁边的记录本，接著说：“测向定位在十到三十公里范围內，距离不远不近，刚好能被师部的监测站收到。但是，又模糊到无法精准定位。”
“可我们这儿有什么重要情报，让他冒著暴露的风险，如此高频率的发报？”
师部周边最有价值的目標无非是指挥机关和通信枢纽。可他们不是甲种师，找他们又窃取不到作战部署。
对方真正应该做的是躲在更隱蔽的地方，用更低的功率、更不规律的方式发报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稳定的像是在打信號灯。
胡科长端著搪瓷缸，眉头没有鬆开，“频率高吗？一周多才出现一次，有时候还会中断半个多月呢。”
“科里统计过，过去三个月里总共才截获了不到二十次。”他顿了顿，语气里带著明显的不甘心，“如果是钓鱼，应该持续发报才对。隔十天半个月才冒一次，它能钓到什么？”
李卫东暗嘆一声。科长还是不想放弃追踪，想顺著可疑信號搞个大功劳。可就怕你贪图別人利息的时候，人家盯著你的本金。
他把记录本往前翻了几页。
在数据统计上，可疑信號的出现频率並没有显著规律，甚至呈偶发状態。有时连续三天出现，有时隔两周才冒出来一次，毫无节奏可循。
但从战场心理学上看，这种“偶发”本身就是鉤子。它不是乱，是故意让你摸不透。
太规律你会懈怠，太隨机你会放弃，偏偏卡在“规律与隨机之间”那个微妙的平衡点上，让你的大脑不自觉地进入搜寻模式。
它让你期待、让你盼望下一次的出现，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漏掉了什么。
监测员连续守候数周、耳机里只有沙沙的底噪，神经早已麻木。就在他准备关机的凌晨，信號突然跳出来——清晰、规律、近在咫尺。
他的第一反应不是“我抓到你”的兴奋，而是一种被戏弄的不安。
就像孤身走夜巷，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。你跟对方始终隔著一段距离，回头看却空无一人。可当你转过头，它又在身后响起。
人，是一种渴望危机感的生物，这是几百万年以来刻入骨子里的底层代码。
这种独特的不安感，会让你的大脑皮层高度兴奋、化学物质快速分泌。你以为你在追猎，其实在被猎。
时间一长，监测员甚至会和这个信號建立起一种可怕的“共生关係”。每天戴上耳机，甚至隱隱期待著它出现。
它不来，你心里空落落的；它来了，你高兴得恨不得跳起来。
科里上上下下想把可疑信號抓出来，已经陷入了这种病態依赖。甚至可以说，已经被对方驯化了。
而且沉没成本太高了，近半年的监听、几十份值班日誌、数不清的加班熬夜。绝不可能因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技术参谋的意见就全盘否定。
更致命的是，这种发现敌情的虚假成就感会在团队內部反覆强化。
每次截获信號，科里都会小范围通报，参与监听的人围在记录本前点头、分析、推测，形成“我们在逼近真相”的亢奋感。
这种亢奋一旦形成群体情绪，再冷静的技侦人员也难保持清醒。